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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棣的革命之路—從《 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 》到《 酷馬 》

文/鄭秉泓

如果你問起王小棣,拍了三十年的電視、電影,自認最具代表性、最滿意、或是最私心偏好的,是哪部作品?無論你問幾次,答案永遠都會是那部你極可能未曾聽聞的短片《 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 》。

那是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籌劃的「 台北開天窗 」系列其中一集,片長只有18分鐘,故事發生在台北一個稀鬆平常的午後,老牌演員羅斌飾演賣豆花的老先生,正忙著整理自己的西裝、皮鞋,等著老婆從美容院回來一起去參加婚禮,他催促兒子快把客戶訂的那桶豆花送過去,兒子卻遲遲不肯出門,隨後女兒拎著大包小包回家哭訴剛遭先生家暴,憂心忡忡之下頂替兒子出門送貨的老先生一個心神不寧就這麼出了車禍。半晌,金馬獎最佳女配角邱秀敏飾演的老太太頂著剛燙好的頭髮急急忙忙趕過來,兩個人就這麼坐在公園裡,從老先生腳上的傷口一路講到女兒的婚姻,最後竟演變成這對結縭數十年的老冤家的互揭瘡疤。

影片尾聲,被一時情緒激動的老先生不小心揮打到眼睛而臨時就醫戴上眼罩的老太太,小心翼翼攙扶著車禍腳傷的老先生慢步走向機車停放處,先前的喧囂被一片突如其來的寂靜給淹沒。回到家,但見前來道歉的女婿躺在客廳睡著了,臉上仍帶著傷的女兒彷彿沒事般,躡手躡腳幫忙扶著老先生進房間休息。對於許多人來說,多半不解何以這部乍看平凡無奇的短片《 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 》,會是王小棣本人自認最重要的作品,關鍵在於它形式和風格上的難得簡單。

王小棣雖然以電視、電影成名,然而他最難以忘懷、自認受到最完整訓練的,卻是劇場。《 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 》善用屋裡、屋外兩個場景,中間一大段老夫老妻的鬥嘴戲拜兩位實力派演員和穩健的攝影機運動所賜,那種劍拔弩張針鋒相對的張力,竟散發出迥異於電視、理當專屬於劇場的獨特魅力。再者,王小棣天生反骨,心想反正別人問自己這個問題的時候,心中早已預設立場不脫《 魔法阿媽 》或是《 波麗士大人 》,那他乾脆給個料想不到的答案當作驚喜也罷。於是,1998年的短片《 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 》是其一,2004年的電影《 擁抱大白熊 》是其二。這一長一短兩部作品,貴在將千言萬語難說盡的「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這檔事,用最簡單的方式說了出來。

《 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 》完成於1998年,約莫居於王小棣的創作中介點,往前串起《 百工圖 》,往後恰與可視為「 貨真價實 」的台灣「 職場劇 」先驅的《 大醫院小醫師 》及《 45℃天空下 》、《 波麗士大人 》等無縫接軌。

《 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 》非常的簡單、純粹,其實是為了成全後續王小棣所拍攝多齣職場劇的「 複雜 」。王小棣認為他在創作時總有把事情「 複雜化 」的傾向。王小棣所創作的故事或許簡單,但從來沒有「 單一化 」這回事。他認為每個人的生活經驗都是獨特的,而所謂台灣當代生活,就是透過這樣的獨特性,一個點、一個點相互連結起來的。誠如他自己所言,他總是習慣將事情「 複雜化 」。這個「 複雜化 」,不是為了戲劇效果而故弄玄虛,也不是為了炫技,而是基於他自己對角色與其所處情境的真誠理解。

王小棣繼《 擁抱大白熊 》之後,久違的電影作品《 酷馬 》,也是這樣一部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作品。這部片取材真人真事的,可說是繼《 魔法阿媽 》之後再次涉及靈異元素,不過就創作脈絡來看,它和《 擁抱大白熊 》、《 波麗士大人 》比較接近,都是關於兩個平行生命的逐漸靠近——兩個性格背景南轅北轍的主角,如何在衝突與和解之間不斷自我進步,那是一種充滿寬容與良善的相互理解,終至形成一種互補。

有趣的是,從《 飛天 》、《 擁抱大白熊 》到《 酷馬 》,王小棣的敘事觀點分別是頑劣的小孩、頑劣的小孩與無奈的青少年、陽光青少年與頑劣青少年,年齡層分佈好像有一「 部 」一「 步 」長大的意思。或許是王小棣求學時期的自我投射的緣故,從擔任編劇的《 熱帶魚 》、動畫《 魔法阿媽 》,再到電影《 擁抱大白熊 》與《 酷馬 》,都圍繞著升學主義陰影下,被定義為「 缺乏優勢戰鬥力 」的孩子打轉。他們都是被父母忽略的小孩,這與他們的性格身份家庭經濟背景無關,他們只是渴望著被身邊的人關懷,然而看似微不足道的心願卻是這麼難以達成,於是「 作亂 」成為他們對所處世界抗議的唯一出口。

至於《 波麗士大人 》,則是對國境之南的中輟生議題有非常深入寫實的觀察,且讓我們拉遠來看,即便我們長大成人,我們仍舊有可能成為社會價值、規範體制之下的「 中輟生 」。我們未必作奸犯科,只因我們與所謂的「 主流 」不同調,我們就可能遭受誤解,被貼上標籤,被打入冷宮。王小棣作品裡多數主人翁,或多或少皆是如此。在王小棣的鏡頭裡,他們絕非生性頑劣,之所以決意出走,有時反倒是充滿勇氣的堅持。

王小棣的作品總是習慣拋出一個非常巨大的命題,從《 45℃天空下 》的醫療與人文地理、《 波麗士大人 》的警檢政與公平正義、《 我在墾丁.天氣晴 》休閒觀光與開發、在地文化保持,你可以說他太理想化,但他絕不鄉愿,絕不童騃,事實上他的觀點銳利且姿態殘酷,他總是透過理想的不斷遭受打擊及生命的逐漸逝去,來表現我們人生中那種無從抵抗的挫敗與無力。

王小棣真正給予我們的,永遠不會只是簡單二分的好或不好,幸福或悲情。那是更微妙繁複、需要時間發酵的同理心;那是他創作三十年來不斷強調、不避諱以說教方式來傳達,無論如何都要我們懷抱著的 —— 寬容、悲憫,以及希望;那是持續自我實踐的小革命,那是努力不懈的自我解放與真正自由。

許多人以為,王小棣是這幾年來才開始積極參與各式各樣公民運動的,無論反核、反都更、還是聲援關廠工人等各類遊行、抗議中,總能望見他熱情投入的身影。然則,自承是「 社會主義者 」的王小棣,其實早已參與社會運動許久——透過創作,早期的《 百工圖 》如此,21世紀多齣職場劇也是如此。王小棣曾說,拍戲是他和自己所處社會對話的方式。

曾經有一種說法,認為王小棣的作品作為電視剛剛好,因為它們傳達了一個正向積極的、深具教育性與社會批判的訊息;但是作為電影,在作者風格和美學獨創性方面較為缺乏。這是何等傲慢的偏見。王小棣的創作橫跨電視、電影和劇場,甚至打破了三者之間既定的界線,他的作品之所以動人,貴在他的視界與胸懷,貴在如此純粹的滿腔熱血與情懷,總有辦法穿透一切外在的技術環節和場面調度,超越說教的境界,長驅直入觀眾腦海。王小棣永遠選擇與雞蛋站在一起,對抗高牆,他永遠不著痕跡地帶領我們彎下腰,從另一個角度謙卑看見生命真實的樣子。

鄭秉泓 Ryan Cheng

高雄人,在東海大學和義守大學教電影,在高雄電影節擔任短片策展人。著有《 台灣電影愛與死 》,評論文章散見自由評論網、鳴人堂、in微創影像創作網、ET看電影等個人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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